每个人的未来都不可预测，但是我们都有一个共同的起点，那就是家乡。他也许破败不堪，平平无奇，但无论别人如何评价，那都是我们离不开的地方。我们从这里出发奔向大都会，无论受多大的委屈，它都是我们最后的庇护所，如果有朝一日一飞冲天，我们还是会回头看一下，他，毕竟富贵不还乡，如锦衣夜行。如果家没了，我们应该怎么办呢？这就是电影《幸福终点站》所要讲的故事。主人公刚下飞机走进纽约国际机场，不料却遭遇了祖国的政变，他的国家被推翻了，所有的护照签证全部作废，没法入境美国，也不可能返回一个已经不存在的祖国，就此成为了一个国际流浪汉。 这部电影的灵感很可能来自一个真实的例子，1988年来自伊朗的真正难民阿尔弗雷德·梅安先生在戴高乐机场转机的时候把皮箱给丢了，里面有他所有的身份证件，无法入境也没法返回本来就驱逐他的祖国，于是他就卡在了机场里，每天都在同一排红色椅子上睡觉，在机场厕所洗漱，在机场餐厅吃饭，就这样一直待了17年，直到因为健康问题被送进当地医院，他的记录才算结束。在滞留期间，梅安先生一度成为戴高乐机场独一无二的景点，往来的旅客经常跟他合影留念，里面的商家也对他很是照顾。还有一个比这更夸张的是，想象一下，当你在人们的欢呼声中走上了跑道拼尽全力抵达终点之后，再回头一看却发现刚才给你加油的那群人都走完了，这时的你心里是什么感觉呢？ 苏联宇航员希尔盖·克里卡列夫就遭遇了这种局面。1991年5月18日，当他乘坐联盟TM12号飞船飞抵和平号空间站之后，按照原先的计划他的太空任务本来只有5个月，结果在中途地面传来消息，当初送他上太空的苏联已经不复存在了，而地面上的人正因为解体的事情忙得手忙脚乱，根本无暇顾及一个前朝发射出去的太空人。直到1992年3月17日，在太空流浪了将近一年的克里卡列夫才被人接了回来，当他终于回到地球母亲的拥抱之后，家乡早已变得面目全非。其实这样的例子并不少见，但不是谁都可以像这两个人一样被人关注，同样无家可归，但他们的命运就如同卑微如蝼蚁。他们被统称为难民，一群无家可归的可怜人。听见这两个字很多人会条件反射般的想到蝗虫，但实际上又对他们知之甚少。 之前我们就是在有关欧洲的新闻里面看到这群人的身影，但根据联合国难民署2014年发布的《全球趋势报告》，发展中国家接受了全球86%的难民，数量超过了1,240万，这一年全球前六大难民接收国分别是土耳其，巴基斯坦，黎巴嫩，伊朗，埃塞俄比亚和约旦。曾经有媒体对一个难民家庭逃难时的具体费用做了简要的估计，从阿富汗到巴基斯坦两天300欧元，接着去伊朗三天600欧元，再去往土耳其边境，两天400欧元，再到伊斯坦布尔400欧元，最后抵达希腊莱斯沃斯岛，又得花三天1000欧元，不是所有的难民都承担得起这么高昂的逃亡费用，大部分人只能去往临近的不发达国家求一条起码的生路。真正的弱势群体往往不会被人关注，他们很多人的目的地不是欧洲，而是一个个与世隔绝的难民营。在疫情肆虐的当下，他们该如何在里面生存谁知道呢？就像没人在意6月20日这个平淡的周六，是为这群没有家的人所设立的纪念日。 | 
